韩梅等：水下声学浮标南中国海海洋环境噪声实测分析

⒈水下声学浮标

本文通过在现有中船710所“HM2000”多剖面浮标平台基础上集成声学测量系统，研制出了一种具有海洋环境噪声监测能力的“G-Argo”水下声学浮标平台，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主要由北斗天线、矢量水听器、水声信号处理机、浮标主体和浮标底座组成，其中水声信号处理机主要完成矢量水听器接收信号的采集、存储和处理，由浮标主体控制其工作策略。图2实线给出了水下声学浮标声学测量系统声压通道(本文所处理数据为声学系统声压通道采集)自噪声谱级，为了比较，图中同时给出了Knudsen曲线在海况0级(SS0)、1级(SS1)、3级(SS0)和6级(SS6)条件下的海洋环境噪声谱级，由图2可以看出，水下声学浮标声学测量系统在整个频率范围内自噪声谱级均小于0级海况海洋环境噪声，因此声学系统采集数据可有效评估海洋环境噪声特性。图3给出了“G-Argo”水下声学浮标海洋环境噪声监测流程图，水下声学浮标可多次上浮、下潜，具备原位坐底和定深漂流两种工作模式，其海上连续工作时长则与海洋环境噪声采样策略和自动上浮通信周期有关，一般能够实现海上连续观测时长多达几个月。2019年8月在南中国海某海区组织了8台“G-Argo”水下声学浮标试验，试验获取了不同位置点为期1天的海洋环境噪声数据，讨论了附近航船噪声对不同频率海洋环境噪声谱级的影响。

图1  搭载声学测量系统的水下声学浮标示意图

图2  声学系统自噪声测试曲线

图3  水下声学浮标海洋环境噪声监测流程图

⒉试验说明

2019年8月，由海军潜艇学院主导，与天津大学和中船710所共同合作在南中国海某海区开展了一次大型水下无人平台声学试验，此次试验共包含8台“G-Argo”水下声学浮标和9台水下声学滑翔机，此次试验的目的主要是验证两型水下移动平台海洋环境观测能力和对海上目标探测性能。图4给出了试验海区地理位置，其所在区域位于北纬16°59′至17°31′、东经110°37′至110°59′之间的一个60km×40km的矩形海域内，试验区域海深约为1500m，离三亚港约160km。试验期间海况较好且变化不大，试验船风速仪测量海面风速约为2级，船载投弃式温深仪测量得到的声速剖面结果显示，海深30m以内为均匀层，声道轴在深度1000m附近。

图4  水下声学浮标试验海区位置

试验期间，设置“G-Argo”水下声学浮标定漂深度为200m，容差±100m，声学测量系统在浮标平台深度大于100m后开始上电工作，在整个浮标定深漂流阶段声学测量系统全程开机采集水声信号，并用船载AIS雷达设备实时接收试验海区水面航船信息。

图5  “G-Argo”浮标平台和附近水面航船相对位置点

图5给出了07:00–19:00时间段内1#、5#、7#水下声学浮标和周围水面航船相对位置态势图，由图可以看出：“G-Argo-1#”水下声学浮标在09:26–18:53时间段内沿119°方向漂流距离约6.0km，漂流速度平均约0.36kn；“G-Argo-5#”水下声学浮标在09:03–18:54时间段内沿134°方向漂流距离约9.4km，漂流速度平均约0.47kn；“G-Argo-7#”水下声学浮标在07:30–18:49时间段内沿140°方向漂流距离约7.6km，漂流速度平均约0.34kn。试验期间有水面航船经过浮标位置点附近，其中：12:33–14:02时间段内，水面航船(MMSI：414350640，船长：42m，船宽：6m)以航速8.4kn航向301°经过试验海区，在13:15时间点附近与“G-Argo-1#”和“G-Argo-5#”浮标距离较近，分别为2km和3km左右；16:48–20:00时间段内为设备回收阶段，试验船(电科一号，MMSI：412524240，船长：80m，船宽：18m)由停机待机区向浮标位置点航行，进行设备打捞；16:48–17:34时间段内，试验船电科一号航速6.4kn航向277°；17:34–18:20时间段内，试验船电科一号航速在1∼6kn之间根据任务变向变速航行，在18:20时间点与“G-Argo-1#”浮标平台距离较近约1.5km。

本文主要讨论20Hz∼3kHz频率范围内的海洋环境噪声谱级随时间的变化特性，以及附近航船噪声对其的影响。原始信号每10min取10s数据后采用1/3倍频程进行处理，测量数据的采样率为20kHz，处理过程中将处理数据截取分成10段长度为1s的数据，每秒数据进行32768点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对10段数据分别进行计算并剔除野值后进行求和平均，该方法能够很好地反映海洋环境噪声频谱特性。

图6  G-Argo-1#结果

图6(a)给出了“G-Argo-1#”浮标平台定深漂流工作期间平台深度随时间变化情况，其中，在09:07和15:55两个时间点由于声学测量系统异常导致浮标平台上浮。图6(b)给出了20Hz、63Hz、100Hz、200Hz、400Hz、800Hz、1.6kHz和3.15kHz8个频点中心处海洋环境噪声谱级随时间变化曲线，由图也可以明显看出，在13:15、17:34和18:20时间点附近由于水面航船影响而引起的谱级增大，海洋环境噪声谱级在1.6kHz频点处在以上3个时间点分别升高了约11dB、5dB和12dB，而水面航船对100Hz以下的低频段海洋环境噪声影响却不显著，其中在水面航船与浮标平台距离较近的18:20时间点，由于水面航船影响环境噪声谱级在100Hz频点处升高了仅约5dB。

图7给出了“G-Argo-1#”水下声学浮标在12:30、13:15、15:55、16:50、17:34和18:206个时间点海洋环境噪声谱级随频率变化曲线，表1则列出了以上6个时间点对应平台深度上不同中心频点1/3倍频程谱级，由图7和表1可以看出，浮标平台附近水面航船对200Hz∼1.6kHz频段范围内海洋环境噪声谱级影响较显著；除水面航船影响时间点外，在100Hz以上的高频段，海洋环境噪声谱级随频率变化趋势与Knudsen曲线具有很好的一致性，约以−4∼−7dB每倍频程的规律下降，符合典型风关噪声变化规律。

图7  不同时刻海洋环境噪声谱级频率特性曲线

表1 不同时间不同深度海洋环境噪声谱级表

图8  G-Argo-5#结果

图8(a)和图8(b)分别给出了09:30–18:30时间段内“G-Argo-5#”水下声学浮标平台深度和8个频点处海洋环境噪声谱级随时间变化情况，可以看出，“G-Argo-5#”浮标在下潜至最大下潜深度232m后浮标平台开始慢慢上浮，最后浮标定深漂流工作阶段平台深度基本稳定在150m左右；在13:15时间点附近同样可以看到由于水面航船(MMSI：414350640)噪声影响而引起的海洋环境噪声谱级在1.6kHz频点处有约6dB的谱级升高，而相比“G-Argo-1#”浮标噪声谱级在该时间点升高值小约5dB，这是由于“G-Argo-5#”浮标平台距水面航船(MMSI：414350640)相对较远造成的；而水面航船经过对3.15kHz频点处的海洋环境噪声谱级则几乎没有影响，这是由于高频段传播损失较大造成的。

图9  G-Argo-7#结果

图9(a)和图9(b)则分别给出了11:00–18:30时间段内“G-Argo-7#”水下声学浮标平台深度和8个频点处海洋环境噪声谱级随时间变化情况，由图可以看出，“G-Argo-7#”浮标在整个定深漂流工作阶段平台深度基本稳定在130m左右，在12:31时间点附近由于受小型水面航船影响(该水面航船没有AIS信号，通过雷达扫描得到)，海洋环境噪声谱级在1.6kHz和3.15kHz频点处各有约3dB的谱级升高，而在200Hz以下的低频段海洋环境噪声谱级则几乎不受影响。由于“G-Argo-7#”浮标平台与水面航船(MMSI：414350640、MMSI：412524240)距离较远，因此在13:00–18:30时间段内63Hz∼3.15kHz频段范围内海洋环境噪声谱级基本不随时间发生变化，而20Hz频点处海洋环境噪声谱级则在16:40和18:20两个时间点附近分别有13dB和8dB的谱级升高，这可能是由于潮汐或波浪造成的静水压力而引起的。

本文利用2019年8月在南中国海某海区组织的多台“G-Argo”水下声学浮标试验某一白天的数据，分析给出了20Hz∼3.15kHz频率范围内的海洋环境噪声谱级，试验期间浮标平台附近有水面航船经过，借此探讨了附近水面航船对不同频点海洋环境噪声影响。结果表明，浮标平台附近水面航船对200Hz∼1.6kHz频段范围内海洋环境噪声谱级影响较显著，另外，除水面航船影响时间点外，在100Hz以上的高频段，海洋环境噪声谱级约以−4dB∼−7dB每倍频程的规律下降，符合典型风关噪声变化规律。但是，本文只提供了南中国海某一特定海域一天范围内的海洋环境噪声数据，这不足以评估整个南中国海范围内的海洋环境噪声特性，因此需要进行更长时间和更大范围内的海洋环境噪声测量，以便获取完整的海洋环境噪声分布数据和分析环境噪声统计特性变化规律。本文工作显示，水下漂流移动平台在海洋环境噪声监测方面应用具有良好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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